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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朝皇帝为什么不能像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?|文史宴

2019-06-28  贺兰山民...
 

宦官成了皇帝的爹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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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汉皇权集团的三巨头皇帝、外戚、宦官里面,对政治的责任感是递减的。

皇帝不论能力如何,主观上一般还是希望政治清明的,毕竟是自己家的江山;

外戚不能像皇帝一样将权势传之子孙,责任感要弱些,但多出自东汉功臣世家,对国家有一定认同,有的还受士人风习影响,重视名誉,也还有邓骘(汉和帝大舅子)、梁商(汉顺帝老丈人)这样的贤明之辈;

唯有宦官原是下贱的奴仆,不存在理想,自己一般也没有子孙,不在乎身后和家族,只追求这一世的享受,于是尽情的干各种不法的勾当,使政治急剧败坏,遭到士大夫的切齿痛恨。

因为中常侍和小黄门的这条快捷通道,离皇帝更近的宦官逐渐取得了对外戚的优势,外戚本来是迫害士大夫的邪恶BOSS,后期也要跟士大夫联手来对抗宦官了。

汉桓帝的大舅子窦武就跟士大夫领袖太傅陈蕃联手诛杀宦官,结果事机不密,反为宦官所杀,宦官借此还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,将天下正直之士清扫一空。

这个时候的宦官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,成为整个权力系统中的毒瘤。上有禁卫军畏惧宦官,中有宦官亲戚把持了许多重要官位,下有部分地方豪族与宦官勾结,鱼肉乡里,宦官的权力黑手体系化,政变时敢劫持窦太后。

宦官不再是皇帝的家奴,反而是皇帝的父母,汉灵帝就常说“张常侍(张让)是我父,赵常侍(赵忠)是我母”,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清除宦官势力。

当宦官形成势力的时候,连皇帝都是受到限制的。

汉灵帝以旁支继承汉桓帝的皇位,先是奉汉桓帝的皇后窦妙为皇太后,窦太后的兄长窦武谋诛宦官,反为宦官所杀,窦太后也被幽禁,这时汉灵帝的亲妈董太后逐渐干政,为免董氏外戚成为威胁,宦官支持出身低微的屠户之妹何皇后,十常侍头目张让的养子娶了何皇后的妹妹,双方结为同盟。

汉灵帝对何皇后相当宠爱,何皇后就在宫中横行霸道,肆意迫害有威胁的宫女,宫女如果怀了汉灵帝的孩子,为了避免迫害往往自己流掉。

汉灵帝的美人王荣原本也打算流掉自己的孩子,但这孩子生命顽强,吃了药居然流不掉,王荣又梦见自己背负着太阳行走,觉得这孩子可能是贵人,就没再去流,给生了下来,这孩子就是刘协,也就是日后的汉献帝。

何皇后一看居然还有漏网之鱼,大怒,当即毒死了王荣,这下惹怒了汉灵帝,准备废了何皇后。但何皇后是宦官们拿来抗衡董太后的工具,当然不能就这么毁了,于是宦官们死乞白赖,让汉灵帝改了主意。

但是汉灵帝不喜欢何皇后的儿子刘辩,而是喜欢更聪明的刘协,想立刘协为太子,他担心刘协又被何皇后害死,就让董太后抚养刘协,于是刘协就得名“董侯”,而何皇后也担心有人害刘辩,就把刘辩寄养在据说精通道术的史道人家,刘辩得名“史侯”。

因为宦官的阻挠,汉灵帝并没能达成遗愿

何皇后的哥哥何进这时担任大将军,主持平定了黄巾之乱,借机把兵权掌握在手中。汉灵帝想推刘协上位,必须先从何进手中夺回军权,于是任命武艺高强、练过葵花宝典的宦官蹇硕组建了一支新军,就是所谓“西园八校尉”。

汉灵帝以蹇硕为上军校尉,统帅西园军,规定首都洛阳的其他军队也归蹇硕指挥,同时又提拔董太后的侄子董重担任骠骑将军,制衡何进。

但是好景不长,淫荡无度的汉灵帝三十出头就翘了辫子,蹇硕想搞兵变干掉何进,又被手下司马潘隐通风报信,让何进跑了。

蹇硕又想联合十常侍的头目张让、赵忠等一起杀何进,但蹇硕的官位只是小黄门而已,十常侍是宦官界的老前辈,哪里把蹇硕放在眼里,不但不从,还跟何进合作干掉了蹇硕,董太后的势力因此大衰,何皇后之子刘辩顺利即位,是为汉少帝。

 

清洗宦官就是清洗皇权

2

十常侍以为自己又渡过了一次惊险刺激的权力交接,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何皇后(此时已晋升为何太后)以及何进的弟弟何苗确实对十常侍很满意,但何进觉得他们能量太大,睡不安枕,也想学窦武诛杀宦官,也跟士大夫的领袖袁绍合谋。

东汉的宦官一贯在宫廷各种势力里翻云覆雨,纵横捭阖,看何家这么不上道,就转而扶持以前一直打压的董太后(此时已晋升为太皇太后),想利用董太后和董重的力量制衡何进。

但何进先下手为强,以董太后并非汉桓帝妃子而是地方王侯之妻为由,驱逐回藩国居住,同时逼骠骑将军董重自杀,董太后也不明不白的死在回家的路上。

汉献帝在出生之前就差点被流掉,一出生亲妈被毒死,才八岁亲爹就病死,把自己养大的亲奶奶也被弄死,还没当皇帝,遭遇就因为皇权集团的内斗惨成这样,将来无法重振因集权而劣化的皇权集团,也很正常,锅不该全由他来背。

虽然何进取得了先机,又手握禁军,但宦官势力在中央盘根错节,十分猖獗。禁军害怕宦官,何太后、何苗也没有信心与宦官为敌,如果一定要灭宦官,并不像曹操说的那样“一狱吏足矣”,何进和袁绍只能找地方势力帮忙。

但是,何进没有意识到,宦官的肆虐源于皇帝的权威,宦官是实际上是皇权集团的一员,是皇帝的代理人,让地方势力清洗宦官,其实也就是清洗了皇权和中央的权威,也包括他自己的权威在内。将来在晚唐,宦官因为掌握了神策军,比东汉更猖獗,宰相崔胤也是招引军阀朱温清洗宦官,结果朱温顺势掌控了唐朝皇帝,也干掉了崔胤,最终篡夺了唐朝。

何进和袁绍派了王匡、鲍信等人去募兵,同时召集地方势力丁原、董卓等进京,威胁何太后,其中兵力最强的是董卓。何进曾经提拔董卓当东中郎将讨伐黄巾,后来又重用他平定西凉,认为自己对董卓恩重如山;袁绍的叔叔袁隗曾经征辟董卓为掾属,所以袁绍认为董卓是袁家的门生故吏,一定会听从袁家的指挥,有借董卓之力消灭宦官后再连何进一起消灭的意思。

两边都以为董卓是自己的亲信,但实际上董卓谁的亲信都不是,而是野心极强的一代枭雄。

不久,感觉大祸临头的宦官铤而走险,把何进诓进宫里干掉,袁绍、袁术等人趁势带兵进攻,对宦官进行绝种性屠杀,胡子少的人也被错认为宦官干掉不少,宫中一片大乱。十常侍之首张让等挟持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到黄河边上,因无法摆脱追兵,宦官们集体投河自杀,汉朝的皇权也成了这些宦官的陪葬品。

董卓的部队找到刘辩、刘协兄弟时,刘辩吓得战战兢兢说不出话,刘协可能是经历的磨难较多,毫不怯场,对董卓的询问对答如流,董卓对他印象甚佳,又因为他是跟董卓同姓的董太后养大的,小时候被称为“董侯”,董卓认为跟自己有渊源,就有了立他为帝的心思。

董卓率军进京以后,一系列指南打北、指东打西的高招,把何进系统的袁绍、袁术、丁原、鲍信等人杀的杀、赶的赶,掌控了中央政权。就这样,皇权集团因为自身的劣化,里面包含皇帝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是去了权柄,权力落入地方军阀之手。

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,改立刘协为帝,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,不久汉少帝、何太后都被董卓干掉。汉献帝从登基开始就是傀儡,皇权集团已经毁灭,他能够一直傀儡下去,没有像兄长汉少帝一样死于非命,已经是很有本事了。

 

汉武帝与孟子消灭了汉朝

3

汉献帝虽然失去了权柄,但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吉祥物皇帝一直存在下去。

汉朝到这时,除了王莽代汉的短暂插曲,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,合法性极强,人民也习惯了以汉人、汉家自居,如果曹丕只掌权,不篡位,像日本的幕府将军那样,还让汉献帝坐在君位上,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

有一种说法,认为曹操拥立汉献帝,汉献帝却用衣带诏谋害曹操,是忘恩负义,与曹家结下了死仇,曹家不弄死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,所以曹丕篡汉没杀他已经够宽宏大量了,不可能不篡汉的。

对照日本史来看,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。

日本天皇并不是从第一个幕府(镰仓幕府)建立开始就完全是吉祥物了,相反,日本天皇一直在跟镰仓幕府博弈,镰仓幕府后期,正是在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下,各派势力推翻了镰仓幕府;而面对继镰仓幕府而起的室町幕府,后醍醐天皇更是号召了一帮领主,跟室町幕府分立为南北朝,打了几十年才罢休。这天皇一门跟幕府说得上仇深似海,最后室町幕府也还是奉天皇当吉祥物,没有把天皇家推翻,改朝换代。

所以曹丕要不要篡汉,重点不在于有没有恩怨,而在于其他方面,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汉朝从汉武帝以后皇权太集中。

前面说了,集权实质上是侵蚀他人的权力,将之集中到自己手上,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,所以掌权的人一旦失去权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,所以掌权者不能退出。不但皇权集团内部的那一票人谁也不能退出,皇权集团与替代它的新兴权力体双方也是谁也不能退出。

西汉初年的君相分工其实很理想,皇帝不管政事就不会出错,威信很高,宰相也就不会想着篡权,只专心理政,形成一种君相共和的局面。但汉朝皇帝从汉武帝开始就不停地侵夺相权,到汉光武帝用尚书台夺走三公很大一部分权力,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。

尚书台虽然人数还不是很多,不能完全取代三公的行政功能,但是分割了最关键的决策权和选举权,成了权力集中的机构,权臣正好通过掌控现成的尚书台来实现专权,东汉外戚就通过录尚书事抓权,权臣也一样。

曹操当丞相的时候,觉得应付汉室很麻烦,经常离开首都许都,在邺城居住,有时候还让尚书令荀彧到邺城办公,相权直接取代了原来皇权的位置。

但这时的君相制度以及没有共和可言了,皇帝因为经常出错,权威动摇,使得臣子觊觎权柄;臣子夺得权柄,其身份却没有皇帝神圣,从法理上来说不能像皇帝那样终身占有权柄,也不能像皇帝那样将权力传给子孙。

这样宰相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和尴尬,因为他们地位不如皇帝稳固,比皇帝更容易被其他大臣夺走权力,或者也可能被皇帝夺回大权。

权力高度集中以后,如果失去了权力,皇帝因为身份的高贵还有可能被当成吉祥物供着,宰相却连这条后路都没有,只能满门死绝。

曹操还能够凭着盖世功劳从容的当一世宰相,毕竟要篡夺四百年的汉朝,思想上的障碍不那么容易克服,曹丕则无功上位,比曹操还不安全,只好篡了汉朝,让自己变成皇帝,把到手的权力从法理上固定下来,好保证家族安全。

这是从宰相的角度着眼,从汉朝皇帝的角度着眼还有另一条原因,那就是从孟子以来“民贵君轻”的革命传统。

孔子创立儒学以后,在战国时代“儒分为八”,但其中的最重要的是荀子的礼乐派和子思、孟子的仁义派。礼乐派强调对人民的约束,后来衍生出变态推崇君权的法家;仁义派则重视人民的权力,念念不忘对君主的防备,提出了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、“君视臣如草芥,臣视君如寇仇”、“闻诛一夫纣(商纣王)矣,未闻弑君也”等一系列防范绝对君权的理论。

到了汉初,大一统的秦制帝国已成定局,为了在新形势下生存,董仲舒将儒家与道家、阴阳家的部分思想融合,推出了带有神学色彩的“新儒学”。

董仲舒将皇帝神化,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,用君权神授加强皇帝的合法性,但因为皇帝集权程度太高,如果为恶危害极大,董仲舒即便对秦制有所妥协,毕竟还是儒生,在学说中设计了制约办法:皇帝作恶会被上天用山崩、地震之类的灾异惩罚,要是怙恶不悛,上天就会颁布旨意,让皇帝像尧舜禅让一样,把皇位禅让给贤人。

对君权的制约,不能不说是思孟一派革命思想的影响,但这实际上打破了皇权恒定的原则,相比于欧洲的君权神授来说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。

如果皇帝还像汉初那样(这也是儒生的理想),不去管具体政务,如果失政锅就可以甩给宰相,皇帝换个宰相就行,实际上皇帝还是很稳的。但这样的话皇帝就不能为所欲为、穷奢极侈,权力欲变态的汉武帝不能容忍,大肆侵夺政府权力,但自己又搞得民不聊生,天下户口减半,汉朝皇帝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动摇。

从汉武帝之子汉昭帝时开始,就不断的有儒生、方士认为汉朝的刘姓皇室气数已尽,建议皇帝禅让。禅让是国家根本大法儒学里面的内容,皇帝虽然找了罪名把这些人杀了,但也不敢把“禅让”本身污名化,甚至汉哀帝还真禅让了一次,只不过是改了个姓氏,自己禅给自己而已。到后来大家对汉朝越来越失望,就拥戴王莽取代汉朝,认为王莽是足以改善汉朝政治的贤人。

可惜王莽施政太过理想化,不但没能解决问题,反而激化了政治矛盾,王莽的朝廷也在无能的施政中灭亡。

汉朝虽然灭亡了一次,但新莽王朝被东汉官方以神学体系里的意外出现的“闰位”解释过去,而且因为汉室复兴,反而给天下人以汉朝果然天命在身的感觉。为了避免儒生拿神学来威胁皇帝,刘秀还带头搞谶纬神学,由皇家垄断了谶纬神学的解释权。

这种情况下,东汉皇帝只要干得不要太过分,地位应该是比较稳的。

但皇权如此高度集中,连上天都无法制约,不由得皇帝不胡作非为;皇帝不胡作非为,保不住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不胡作非为;东汉王朝在皇权集团集体作恶下崩溃,只能由力量强大的地方军阀曹操来收拾局势。

曹操、曹丕虽然掌握了大权,但面对绵延四百年、合法性极强的汉朝,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,他们是很难想到把汉朝推翻,自己当皇帝的。但是,西汉以前儒家的“皇帝不好可以换”的理论和王莽的篡汉实践,帮了曹丕很大的忙。

最终,皇权过于集中的政治状况,和“皇帝不好可以换”的革命理论,决定了汉朝只能灭亡,汉朝皇帝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样成为万世一系的吉祥物,在历史的关键节点(如日本的明治维新)发挥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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